与前几年相比，今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少了许多“贸易战”与“汇率战”的硝烟味。

　　5月3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虽然在会谈首日老调重弹人民币兑美元应该继续升值，但口气已经不再那么强硬，他承认：“中国已在汇率市场化方面取得进展，并放松了对资本流动的控制。”

　　“中美双方一致认为汇率应由市场决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在同日公开强调，市场对人民币的看法已经发生改变，暗示人民币汇率可能位于市场价值附近。

　　在人民币汇率压力减轻的背景下，此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谈判重点转向金融市场的准入和改革。

　　5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开幕式致辞中向美方呼吁，切实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拓展基础设施合作，扩大金融市场准入，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等。

　　新矛头：利率市场化

　　5月3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参会的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尽管过去两年人民币持续升值，但人民币汇率仍存在失真，美国希望中国能够解决剩余的汇率失真问题；美国认为只要中国降低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人民币汇率失真自然就会减少。

　　不过，舆论已不如前几年那般热衷于讨论中美之间的汇率战了，尤其在中国央行4月份刚刚宣布，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五扩大至百分之一之后。近期央行官方也表示，中国正处于资本账户开放的战略机遇期。

　　受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支撑，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已经连续三个交易日创下汇改新高。5月3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小幅回落至6.2697，但 市场普遍认为，目前人民币尚不具备大幅上升的基本条件。

　　近年来，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已大幅下降，而经常项目盈余与GDP之比早已落在了5%的界线之内了。

　　“过去几年，中国储蓄上升的趋势正趋向结束，这是由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决定的，即便人民币兑美元波幅放宽，人民币未来升值的空间也有限。”5月3日，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微博)向本报记者表示。

　　在刘煜辉看来，当前人民币有升有贬双向浮动的条件并未改变。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行、资本长期回报率下降的压力越来越大，决定了未来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大幅减轻。

　　“为了平衡自身经常项目逆差不断恶化的状况，美国更愿意在贸易方面寻求突破。”刘煜辉说。

　　基于这一出发点，4月26日，盖特纳在动身前往中国之前发表讲话，将矛头指向了中国金融系统采取的管制措施，呼吁中国提高存款利率上限。他认为，“中国的金融改革有助于缩小中国国有企业在与美国公司竞争时拥有的重要优势。”

　　5月3日，周小川对此回应，中国利率市场化尚无时间表，但应当逐步放松对利率的管制。

　　而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林毅夫看来，相较于利率自由化改革，建立地方中小型银行，对中国金融改革来说更具效益。

　　“中国应该建立更多的小型和中型地方银行，他们可以提供资金、服务给小型和中型的企业，不论是制造业、服务业还是农业。利率自由化帮助不大。”5月2日，林毅夫在美国卡内基基金会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表示，面对中国金融改革，不应用华盛顿共识观点来分析，而应配合中国经济内部的真正需求。

　　开放金融市场准入？

　　从5月3日首日会谈释放的消息看，中美双方都表达了要求对方放开金融市场准入的要求。

　　《华尔街日报》援引美高级官员观点表示，中美双方正在商讨提高外资企业在中国金融机构中可以持有多大比例股权相关事宜。该官员透露，中方过去一直不愿意讨论这类改革，但没有说双方讨论了哪些具体限制。比如，外资公司不能购买中资银行或保险公司超过20%的股权。

　　此前的吹风会上，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透露的三大议题之一，便是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主要讨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和跨境监管合作、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准入、石油价格市场监管和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监管等。

　　过去几年，中国银行业海外扩张成效显著。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刘迎军副司长曾在一内部会议上透露，2010年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是86.3亿美元，其中银行业金融类对外投资67.1亿美元，占77.8%；2010年末，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552.5亿美元，其中银行业金融类对外投资446.5亿美元，占80.8%。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金融市场和服务领域，西方国家的壁垒比中国的壁垒还要高。即便作为全球的储备货币，美国资本项目四十多个子项，仍有七八项没有放开。”